麻将起源于江浙一带澳门康莱德赌场。

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，麻将从江浙传到北京。

1900年八国联军攻进北京，次年签订《辛丑条约》后，麻将风靡北京，并流向全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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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“搓麻将”是许多人业余休闲的首选，没事呼朋引伴地摸上几把，可谓快哉！然而在民国时期的长沙，打麻将却要冒着被杀头的危险。

　　开端：麻将随妓女流入长沙

　　麻将起源于江浙一带。

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，麻将从江浙传到北京。

1900年八国联军攻进北京，次年签订《辛丑条约》后，麻将风靡北京，并流向全国。

　　1912年（即民国元年）5月编印的《湖南民情风俗报告书》中有：“麻雀（即麻将）牌，以竹头及骨为之。

十年前，湘中尚无此戏。

盖近年由宦、商，及苏、扬娼家传来，而流行日广，省城（即长沙）及湘潭、常德三处商业繁盛，妓馆林立，此风盖尤甚也……”

　　禁赌：1935年正月抓赌犯千余人

　　然而打麻将等博彩的盛行，使长沙弊害百出，时人“废时失业，倾家荡产……青年子弟，被其诱惑，甚至自寻短见……”基于此，长沙从1929年开始明确禁赌，1935年、1936年是打击博彩较严厉的年份之一。

报载：1935年2月4日（即阴历正月初一）至2月16日，在长沙城内共抓获1138名赌犯，并对部分人采取游街、张榜、拘留等惩罚，但就在13名赌犯游街的第2天晚上，警方再次在长沙市区抓获赌犯102名。

　　一些赌徒赌兴难抑竟与警方大玩“老鼠与猫”的游戏。

像警方破获太平街唯一袜厂赌窟，此处赌窟设有两道门禁，并且设置有“新生活”与“俱乐部”的口令，但两个口令均被破获。

北门司马里（西起蔡锷北路，北至三公里）一处公馆内高墙高房，警方最初无法进入抓赌，后借来安有喇叭用来送电报的摩托车，谎称送电报，骗开大门，再一拥而入抓获大批玩麻将的赌徒。

　　治赌：省粮食局局长之侄被处死

　　尤其在1939年第一次长沙会战后，薛岳主湘时期，更是严厉禁赌。

当时长沙市区及湘省所属各区县均张贴布告称：今后发现军人、公务员打牌博彩者，一经抓获，经军法判处死刑；市民罚劳役5至10年；自公布之日起实施。

当年就有湖南省粮食管理局谢铮局长之侄、省粮食局二科科员谢铁成偷偷跑到邻居家打麻将，当晚12时谢铁成被巡警抓获，经文艺路第九战区长官部军法处审判后，当即判处死刑，立即执行，此案轰动一时。

　　然而，不论是1930年代的运动式禁赌，还是薛岳时期的铁腕治赌，直到1949年，长沙城内一到春节，仍然赌风猖獗。

还好，今天的麻将活动更多的是被人们当做一种娱乐消遣活动。

　　“严打”博彩，正月初八警方押着赌徒闹市游街

移民署查出他是韩国通缉的重大经济犯，除追究伪造文书刑责，判刑五月执行后，透过法务部通知韩方，双方达成司法互助协议，韩国首尔地检署昨天派遣三名检察调查员专程来台，将郭镐永押解回韩归桉。

　　“当，当，当”，一阵锣声响起。

坡子街上忽然闪现20名上了刺刀的警士，他们押着彭积生、文进先、龙文廷、戴曾季、旷路里、刘发楷、曾长发等13名赌犯，出现在长沙最热闹的街道。

　　这是1935年2月11日（阴历正月初八）下午2时，长沙城内，不少商户和过路市民围观到的一幅街景。

　　这13名赌犯“各持扫帚一个”，这支队伍“以高脚牌一块，白布旗两面，上书‘省公安局西区警署’，派警押解赌犯游街，同时打扫街道，以示儆戒”。

游街队伍“由西区警署出发，走上太平街、坡子街、红牌楼、司门口、八角亭、药王街、西牌楼、下太平街，然后回署”。

　　这种羞辱赌犯的惩戒行为，在1935年、1936年春节期间，不时在长沙街头可以一见。

　　当年湖南省公安局响应“新生活运动”号召，在长沙大抓博彩。

　　报载：1935年2月4日（即阴历正月初一）至2月16日（正月十三），在长沙城内四区，共抓获1138名赌犯。

警方虽对部分人采取游街、张榜、拘留、罚款、扫街等方式，警告其他博彩佬不要再行博彩，但就在13名赌犯游街的第二天晚上，警方再次在长沙市区抓赌，在文运街3号、大官园三条巷3号、茅棚街22号、湘春街4号、樊西巷司禁湾16号、南门外沙河街57号、新安巷17号、福源巷11号抓获赌犯总计102名。

　　当年在长沙春节期间抓获的赌徒，其主要博彩方式首推叉麻雀（今称打麻将），其次，则是玩扑克、摇骰子、推牌九等。

　　1935年、1936年，是民国时期打击博彩犯罪最厉害的几个年份之一。

一些赌徒赌兴难抑竟与警方大玩“老鼠与猫”的游戏。

像警方破获上太平街唯一袜厂赌窟，此处赌窟设有两道门禁，并且设置有“新生活”与“俱乐部”的口令，但这两个口令却被破获。

南正街上一赌馆内则安有电铃通风报信。

北门司马里一处公馆内高墙高房，警方最初无法进入抓赌，后借来送电报、安有喇叭的摩托车，谎称送电报，骗开大门，再一涌而入抓获大批玩麻将的赌徒。

　　在严打博彩时期，打麻将的赌徒犹心怀侥幸。

在对春节博彩管理松弛、不闻不问的年份，长沙城内，每届新春据说只有三种声音：雀牌、喇叭和锣鼓声。

那时长沙的春节，街头商户爱打开年锣鼓、吹过年喇叭。

而雀牌声，当然就是推麻将牌声，它竟可与锣鼓、喇叭声相提并论，可见打麻将的人之多。

当年，有人就说，“废历新年，长沙市上之沉沉万户中，几有‘万象回春，百赌皆作’之势”。

　　从1929年初，到1938年“文夕大火”前，长沙一度明确禁赌。

1930年初，除夕之夜，湖南《国民日报》编辑清完报样后，下班回家，结果他听到“僻巷偏街，行人虽少，然常闻有呼卢喝雉碰和之声，达于户外”，他说：“此盖国人恶习如此，每逢节期，则以博彩为唯一消遣。

闻公安局已严切禁止，则博彩之风，或可以革除云。

”

　　铁腕治赌，敢于碰硬的薛岳仍不能刹住赌风蔓延

　　翻阅1917年到1949年三十余年的民国旧报纸，旧长沙城内，无论禁赌与不禁赌的年份，一阵阵麻将声，仍不时从春节期间报纸中传出来。

所谓“禁者自禁，赌者自赌，屡兴屡禁，屡禁屡兴”，当然禁牌赌也难免“时松时紧，时紧时松”。

而颇有一些“维护之责”的官吏们，不但不作为，反振振有辞地说“习俗移人，积重难返，殊难过问”。

　　打麻将等博彩，给社会带来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，所谓“长沙新年竞赌，每视为消遣之具，即为父兄者，亦莫之禁，独是赌风一开，弊害百出，废时失业，倾家荡产，固为嗜赌者之下场，而青年子弟，被其诱惑，甚至自寻短见，或终身堕落，陷于盗窃奸宄而莫之拔，推原祸始，皆赌之一字”。

　　这时，就会有长沙老人，对春节赌风大炽忧心忡忡，发出哀鸣，甚至不由自主流露出怀念“心中美好的前朝”的情绪来。

　　有人在报上载文说，在满清帝制年代，曾制定过法律，“凡经旬累月，开场聚赌者，初犯徒三年。

设局诱赌者，亦如之。

造卖赌具为首者，发边远军，为从及贩为首，流二千里；贩卖为从，徒三年。

”也就是说，在清代，凡聚众博彩及贩卖赌具，是要判刑三年或流放的。

　　其实这些追怀过去的老人没有弄清的是，麻将这项博彩，兴起并成为“国赌”，就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，签订《辛丑条约》的清朝晚期。

当时全国上下，对清朝已彻底绝望，一方面革命党在积蓄力量蠢蠢欲动，另一方面从朝廷到市井小民，纷纷沉迷麻将牌中，长沙城里流行麻将，就是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后才出现的，此前长沙主要博彩方式是摇骰赌宝，打跑符（字牌）等。

　　当慈禧太后也打起麻将来，当官员为讨好慈禧送上象牙制作的麻将牌时，清朝制定的禁赌条文，当然只等于一张用过的黄草纸了。

麻将成为了清朝晚期的“亡国之戏”。

民国成立之初，军阀混战，人心痛苦，使麻将的生命再显昌盛，麻将于是从晚清一直蔓延到民国来。

　　民国时期，仅就长沙一地来说，确曾在春节大赌期间，努力禁止麻将。

　　尤其在抗日战争第一次长沙大捷后，薛岳主湘时期，曾严厉禁赌。

　　当时长沙市区及湘省所属各区县均张贴布告称：今后发现军人、公务员打牌博彩者，一经抓获，经军法判处死刑，决不容情。

市民罚劳役5至10年。

自公布之日起实施。

当年就有湖南省粮食管理局谢铮局长之侄、省粮食局二科科员谢铁成偷偷跑到邻居家打麻将，当晚12时谢铁成被巡警抓获，经文艺路第九战区长官部军法处审判后，当即判处死刑，立即执行，此案轰动一时。

　　然而，不论是30年代的运动式禁赌，还是薛岳时期的铁腕治赌，到上世纪40年代后期，长沙城内一到春节，仍然赌风猖披。

　　1949年2月1日（农历正月初四）湖南《国民日报》二版载：“依照惯例，初五以前是不禁牌赌的，所以，这几天玩牌赌钱的很多，呼卢喝雉。

赢了的澳门康莱德赌场，高高兴兴；输了的，愁眉苦脸……”